• 【网宣孟村】孟村今古大观•连载(第三期)

  • 发布日期:2022-08-06 07:23   来源:未知   阅读:

  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2、开展社会教育;3、传递科学;4、开发智力资源;5、提供文化娱乐

  明初“靖难之役”,将沧州周围地区的居民几乎屠杀殆尽,也就是民间传说的“燕王扫北”,广袤荒野只见残垣断壁和难民的遗骨。为充实人口,明政府下令从山西、江苏、山东和唐山等地移民。自1404年开始,陆续迁来的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几百年的开垦耕作,逐步呈现了草茂粮丰的盛景。清代末期,人民群众不满清政府和外国列强的压迫、剥削,在山东、河北一带组织义和团与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虽然斗争失败了,但人民群众团结奋斗、不畏强暴的精神世代相传。清代,县域曾有过巡检司、盐务队、奋勇团、团练、民团等。1916年至1929年,旧军阀在孟村区域杀害群众1500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在县域内制造了多起惨案。1938年至1942年,日寇杀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近2000人。人民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打击日寇、汉奸,共有战斗几十起,消灭、俘虏日、伪军300余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取得政权后,反动的地主还乡团在县内制造多起惨案,杀害革命干部、群众,最后被人民武装。孟村域内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志士刘格平、刘子芳等,组建共青团组织,成立共青团支部,后转为中国,并成立了津南第一个党的支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建起革命武装。20世纪20年代初,组织一支小型的盐帮手枪队,护送保护贩盐的农民群众。1937年9月,在津南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韩石桥村组建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计600余人。1938年肖华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第一路军整编为“东进抗日纵队六支队第一营”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肖华率领这支部队南下打击日寇和反动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将其24个子侄分封全国各地为藩王。第四子朱棣为燕王,驻守燕京北平(今北京),苦心经营18年后,成为藩王中势力最强者。

  洪武31年(1398)朱元璋病死,太子朱标早夭,皇孙朱允炆继位,他感到藩王们对他的权力威胁,与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共议,采取了削藩措施。朱棣王位受到威胁,为了保住王位,打出诛“奸臣”齐、黄,为国“靖难”的旗号,于建文元年(1399)起兵。主战场是济南以北,河间与德州一带,即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沧南一带遭屠杀最甚。建文二年(1400)冬季,朱棣派部将谭渊率部佯装攻辽东,途中奔袭沧州城(今旧州),一路避开大道到达沧州。沧州守军仓促应战,战争打得非常惨烈,燕军从城东北角拼搏登城,一举攻下沧州,沧州守军都督徐凯被生擒。

  当时,燕军杀死守军1万多人,活埋3000投降军卒。沧州军民被杀6万余人。内外几乎被杀戮一空,出现了活埋、杀死军民的“万人坑”,旧沧州彻底毁灭了,战后州治移至长芦(今沧州市区)。

  “靖难之役”历史三年十一个月之久,燕军到处受到当地军民的抵抗,燕军与朝廷军南北拉锯式的战争,害苦了百姓,燕军所到之地烧杀抢掠,尸骨遍野。民间把这种来回拉锯式的战争,特别是从南打到北,俗称:“燕王扫北”。盐山十四户村原为古村,燕军到时只有14户人家藏于窖中,幸免遇难,村名遂改“十四户”。今以留舍命名的8个村庄,那时也只留残垣和少量房舍。后来的移民称为留舍。赵河《张氏祖谱》记载云:“大明燕王,杀灭北直,志不遗类,渤海人民为之一空”。这就造成以后的大移民来填充人口的空缺。

  “靖难之役”后,永乐初年派往盐山的知县李柳西(山西人),初到时见到到处白骨青磷,残壁废墟,怵目惊心,乃搜访遗事,辑为《义民录》一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目不忍睹的惨状。为避免杀身之祸,嘱其后人,改朝换代再面世。此书最终在民间散失。

  “靖难之役”是历史上发生在直隶(今河北)的一场惨苦的战争,战争区域人口几乎灭绝,为有史以来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

  明建文元年(1399),踞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打响“靖难之役”。战争持续三年多,鲁北、冀南一带成为战场,沧、南盐、青、孟地域深受战乱之苦,给沧州一带带来灭顶之灾,百人难逃一二。战后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有路无人走,白骨遍地的惨状。

  “靖难之役”后,移民成为立国之急务。永乐初年,大批移民从山西、江苏、山东等省迁入沧州。尤以来自山西洪洞的最多,洪洞人口稠密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设局住员,办理移民事宜。广济寺旁有一颗长势茂盛的大槐树,于是就有了“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移民对故土难舍难离,为防移民路上逃跑,派官员押送,用绳子将移民胳膊捆上,人人相连,路上有人需方便时,叫押送兵解开绳索,完后再捆上。当今“解手”一词就产生于此。迁来孟村街的人出发前抱着大槐树哭了一场,把装有故乡泥土的坛子带在身边,并带来皂角树苗,种在迁入地,以不忘故土情怀,作为永久的纪念。六百多年,此树长势良好,村民爱护有加。据不完全统计,今孟村县境内三分之二的村庄,居住着来自洪洞县移民的后裔,数以几万计。

  天长日久,风月无情地淡漠了山西移民对故土的记忆,只有那离别时的大槐树,铭刻在人们心头,进而变成了故土象征性的符号,深深融入移民后裔的血脉中。

  自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兴起。1991年始,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在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的来大槐树下祭祀。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的大槐树情结,留在民俗学上的痕迹,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余个县,广大移民的后裔对山西洪洞大槐树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是祖根的所在地。孟村县一位老干部曾讲述这样一个真实故事:

  山西洪洞县政府顺应内外移民后裔的心愿,在大槐树故地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寻根祭祖园,并于1991年的清明节前夕,举办了为期十天的首届‘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在节日的头天晚上成千上万只小鸟从天而降,先飞往县委、政府院内,然后黑压压地云集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祭祖园内一时鸟声如潮,热闹非凡,蔚为壮观。这些鸟灰黑色,样子像麻雀,但比麻雀略大,它们来时鸣音响亮,啾啾欢啼,节后散去,叫声凄凉,哀鸣而去。当地居民称此鸟为“思乡鸟”。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奇观自首届寻根祭祖节以来,每年祭祖节(4月1~10日)都会重现。对此,洪洞电视台特别录制了专题片,临汾电视台、山西电视台均作了专题播放。

  清明节,是炎黄子孙祭祖的日子,洪洞大槐树祭祖园里的生动故事也昭示炎黄子孙“祖德宗功留百世、子孝孙贤传万年”的美德代代相传。

  盐务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在今新县镇派驻盐务队。中华民国初期,军阀政府又派盐务稽查队驻孟村、新县两村,禁私盐。

  奋勇团 1922年3月,直系军阀二十六师在沧县一带(包括今县境内部分村庄)招抚土匪武装,称“奋勇团”。匪首“刘没耳朵”(绰号)任营长,率100余人驻孟村。8月,被直系二十三师解散。

  团练 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林凤翔部攻克沧州、盐山(时,今县域隶属二地)。盐山知县尹武芳为对付太平军组建团练。一乡为一团,联数团为一练,其首领由当地富豪士绅充任团长,团勇多是农村青壮年,忙时务农,闲时习武,夜间联防,以保本村“安全”。至同治七年(1868年),境内铺“各有团练”,由善武功者充任教练。时,捻军曾与张会文所率团练战于张留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盐山县设巡警局后,里铺团练由铺董代替。

  民团 1925年,当地富户豪绅建有地方民团,除为其看家护院外,有时还配合军警处于萌芽阶段的地下革命活动。时,堤东村地主刘云静即任民团团总,其属下职务也多由地富子弟充任。

  还乡团 1946年初,今县境内堤东、涨沙、流潭三区(时隶靖远县),先后开展“减租减息”“反奸除霸”运动,大许孝子、李店子、塔上、谭庄等村被斗地主、富农分子,逃至军队驻地沧县于桥,组织起反动地主武装:难民保家自卫团(简称还乡团,群众呼为高帽队),曾在今县境内村庄制造血案10余起,部分农会干部、积极分子被惨害。1947年6月,还乡团随沧县解放而覆灭。

  1942年春,沧县独立营在宋庄子村设伏,突袭外出抢掠的盐山伪军。战斗约1小时,歼敌30人。独立营仅轻度伤亡。未久,独立营又埋伏姚庄村南,盐新公路两侧。再歼盐山伪军一个中队,约120人。

  1942年秋,一分区二营在许村设伏,派该村抗日村长到孙清屯据点谎报中队驻村。日军一名队长带30多名日伪军进入许村西场,场上无一遮蔽物,仅半个小时二营全歼来敌,缴轻机枪3挺、重机枪1挺、掷弹筒2个、步手枪数十支。

  1943年秋,一分区二营在西刘庄伏击汉奸刘佩臣部下100人,战斗一小时,歼敌70余人。

  1943年11月26日拂晓,沧县五区中队,区公所干部30余人驻赵庄,突被伪军包围。二班掩护,一、三班及区公所人员突围到村外。后知敌人仅数十人,且纪律松散,遂同二班里应外合。约1小时,毙敌14人,区中队牺牲1名战士。

  1945年6月,沧县独立营(200人)与回支三大队、六大队(200人),在挂甲林村东沧盐路上,联合伏击日伪军,截获粮车7辆、粮食万余斤。

  北洋军阀制造的惨案 1922年农历八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所辖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和地方反动民团,以“剿匪”为名,在孟村一带杀害回族群众350多名。仅东赵河村就有22名青年遇害。烧毁孟村、丁庄子、石桥、堤东、新县、牛进庄等11座清线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孙烈臣所辖第七混成旅头目李景林会同地方反动民团,将孟村、石桥、赵河、牛进庄等18个回族村庄封门42天。他们见人就抓,凡回民皆以“回匪”论处。3个月之内,烧毁民房5000多间,杀害回族群众700多人。40多户的北小庄(今正道村),烧得仅剩6间房。他们把回族群众的人头挂在孟村南街。许多回民被迫改名换姓,或在门口上贴对联,以示是汉民户。

  日军暴行 1938年6月8日,驻盐山日军派兵袭击徐庄、台庄、宣庄、于道四村,一次杀害无辜群众37人。

  1940年秋,新县街“乡老”(宗教职业者)刘玉清正在寺里作朝拜功课。日军闯入,将其杀害。同日,新县15人遇难。是年冬,孟村街的吴焕祥等3人,赶集途中遭日军枪击,2人死亡,1人重伤。

  1941年,日军在留舍、赵河一带“扫荡”,残杀群众100余人。大文台一村被杀11人,掠走财物100多车,3月,杨石桥的7名群众被日军用木棍砸死。9月,近千名日伪军借口寻找两名失踪日兵为由,将孟村街800多群众赶到“存仁堂”等四个大院内,严刑拷打,当场活埋丁振东,刺死丁黑,另2人致残。

  1942年7月25日,盘踞盐山县城的300多名日伪军,将大姚庄(今东西姚庄)、后姚庄包围,以搜捕、八路军为名,将无辜群众集合在场上,用棍、皮鞭等抽打之后,开枪打死夏伯麟、班老三等7人。

  1942年秋,5000多名日伪军在石桥、新县一带杀害无辜群众达1300多人,烧毁民房1万余间。

  还乡团制造的惨案 1946年,盘据在沧县一带的地主武装“难民还乡保家自卫团”先后在大坟庄、罗疃、大许孝子、谭庄、王庄子、何吕店、塔上、王石桥、韩石桥、台庄、张官店、李店子、小赵庄、中涨沙等村庄杀害农会干部和群众30多人。

  大坟庄惨案 1946年春,驻于桥地主还乡团左跃亭等2人,深夜潜入大坟庄村,杀死农会主任左树山,将其妻(妇救会主任)破腹,年仅10岁的儿子被肢解。

  大许孝子惨案 1946年7月,驻于桥地主还乡团李毓鑫等40多人与其“内线”配合,杀害大许孝子村农会干部王立田等4人,捕走7人。

  谭庄惨案 1946年8月,谭庄地主、还乡团小队长韩桐声,带领20多人夜晚潜回村中,杀害农会主任韩云山、民兵队长韩桐胜、农会委员韩关山3人,又闯入区中队排长韩云龙家,将韩妻和不满1岁的儿子杀害。

  塔上惨案 1947年2月21日夜间,驻于桥地主还乡团成员张文贤、刘庆珊等7人潜入塔上村,杀害刘绍棠、张连池2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孟村域内有志于民族解放的回汉族青年,在法国、天津秘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1921年2月,原籍西赵河村回族女士刘清扬,在法国巴黎参加建立中国留学旅欧小组,由张申府介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党员,后来她介绍了周恩来加入。1922年8月,大堤东村回族青年刘格平在天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返本村发展回族青年刘子芳、刘景泉、王俊峰入团。11月建大堤东团支部。为孟村地区党组织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5年春,刘格平组织起农民自卫军。12月,与张隐韬领导农民军向反动军阀政府打响了第一枪。1926年8月,刘格平在大堤东村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中共农村党支部。1927年,大堤东村周围的十几个村庄先后建立起党支部或党小组,发展党员58人。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党的影响如星星之火,逐渐燃遍孟村南北。

  周恩来的老师张穆熙革命活动 张穆熙,字皋如,1878年生,大许孝子村人。清末应童子试中秀才。青年时代,受戊戌变法影响,关心国事,追求进步,颇富正义感。当时在保定求学时,即以“读书救国,学以致用”为奋斗目标。张穆熙读书刻苦,博学多识,为校内高材生之一,深得老师器重和同学敬慕。在校期间,见清王朝日趋没落,顽固派极力维新势力,他愤世伤时,1907年,离校返回原籍,创办盐山县“劝学所”,并担任所长,同时主持东关高等学校(高级小学)工作。之后,又同流潭村高和轩共同创建“尚实学堂”(后改公立,称盐山县公立第一高等学校)。办学成绩斐然,远道慕名来学者日多。经多年努力,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后经保定大学美籍英语教授麦加利推荐,受张伯芩之聘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亦在此就学,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1916年10的南开校刊《敬业》第五期发表张穆熙《伤时事》一首,原文:

  9月28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中国命运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1916年,张穆熙被选为直隶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仗义执言,不畏权贵。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被议会除名。1924年,曹锟下台,张穆熙恢复议席,任议会秘书长。1920年,天津数名学生领袖被捕,南开学生代表周恩来亦在其中。张穆熙得知后,义愤填膺,联合进步人士,发电告,撒传单,多方呼吁营救,并鼓动学生坚持斗争。友人担心他的安全,劝其暂离天津,他义正辞严地说:“只要国耻能雪,正义得伸,代表得救,我个人遭不测,在所不惜!”1924年,张穆熙被升为南开大学教授,同时兼天津女师课,、许广平、刘清杨等曾是他的学生。张穆熙一生献身学业,对文史、哲学的研究亦有一定造诣。《二十四史》《资政通鉴》等史书无不披览。写过不少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志论文章。1920年,写成《王阳明》一书。1923年,被邀任《华北日报》主笔,经常发表讴歌孙中山先生革命业绩的文章,后汇集为《心声集》。1925年,一度从政,任永年县长,后又充任天津特二区警备主任,但不久辞职。任职虽短,却廉洁奉公,颇具政声。1934年,任安徽省财政厅秘书长。不久,面部患毒疖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刘清扬的革命活动 刘清扬,字宛如,别号念吾,1894年2月生,回族,原籍孟村回族自治县西赵河村人。1905年,刘清扬12岁在天津严氏女子学校读书,初步接受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1906年,在一次天津爱国人士发起的“建立海军,巩固国防”募捐大会上,刘清扬将身上的零花钱全部捐出,还毅然将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一时间,“十三岁女学生捐出一枚金戒指”的感人事迹传为佳线年,她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了同盟会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她和会员们一道油印反清宣传品,为滦州起义探听军情,筹措经费。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被推为会长。该会多次举行演讲大会,组织,声势浩大,轰轰烈烈。被当时的报纸称赞为“似此高义薄云,虽巾帼而愧煞须眉矣”!在抵制日货的浪潮中,她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组织才能,尤其是她那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6月11日至22日,又相继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刘清扬被选为两会常务理事和常务委员。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周恩来、马骏、郭隆线多名男女青年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会议,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11月16日,日本侵略者在福州开枪打死中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1920年1月29日,天津反动当局出动军警,以武力群众的爱国运动,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线名学生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刘清扬即动身前往南京学联和上海全国学联。集会上,她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的罪行,呼吁全国各界同胞营救被捕学生代表,并通电全国。刘清扬的奔走呼号,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1920年7月中旬,被捕学生代表全部获释。

  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1月,刘清扬随李大钊的助手张申府动身前往法国。1921年2月,她在巴黎参加建立中国留学生旅欧小组,后来与张申府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刘清扬从法国回来后,积极投身妇女运动,1924年1月与、刘峙山等创办了《妇女日报》,并亲任报社总经理。4月中旬,奉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委派,南下上海、广州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6月,她与李大钊、王荷波、罗章龙等人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但强占东北三省,又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步步紧逼华北。刘清扬难耐心头怒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参加北平妇女救国会和北平各界救国会,支持“一二九”。七七事变后,她毅然告别年迈的老母和年幼的儿女前往武汉、重庆担任战地儿童保育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前往香港、桂林等地投身反蒋抗日运动。1944年在重庆,经张澜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她回到北平参加民盟北方区委和北平市支部工作,同时输送了许多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工作和学习。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胜局已定,她丈夫张申府在这时写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支持蒋介石“戡乱政策”,骂解放军是“匪”。为此,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离婚启事,严予指责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1949年3月,刘清扬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她当选为执行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61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从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加意气风发地工作。在十年浩劫中,刘清扬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迫害。1977年7月,刘清扬在北京辞世,享年84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其致悼词,称“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工作积极负责。艰苦奋斗,朝气蓬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为争取妇女解放,做出了不少贡献”。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期,无数优秀的女性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不惧风雨,勇立潮头。刘清扬,这位祖籍孟村的革命女性,不仅是一次次革命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同时,也是宣传者、实践者。她一生追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一面让后人景仰的巾帼旗帜。

  刘格平,大堤东村人,回族,津南党组织的创始人,他在天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对沧州地区人民的觉醒起了重要作用,是津南地区中国人的典型代表。

  1904年8月8日,刘格平出生于一个回族地主家庭。兄弟三人,其排行老三,大哥刘重霄,二哥刘济安。1910年,他开始入私塾读书。1918年,年已14岁的他决心走出家庭这一小天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8月,他第一次出走,但第二天一到沧县,就被其父在沧县开栈房的人截住,两天后被用车送回家。他并不甘心,几天又第二次偷偷出走,到盐山县城北洋直系军阀的招兵处当了兵,从沧州乘火车到南京,被分在三旅一团一营四连九班,住在三牌楼营房。开始时进行又苦又累的军事训练,后经考试进入了随营军事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开始受到政治启蒙,并接受了营房附近农业学院学生送给他的部分传单。

  1921年7月,刘格平在南京军事学校毕业授于他士官军衔。但他看到军阀混战,鱼肉百姓,觉得到军阀部队里任职没什么前途,于是辞官回家。为实现其革命理想不愿呆在家中。

  1922年2月,刘格平来到天津,到二哥刘济安所在的河北四马路四经村住下。四经村,是曾经做过民国大总统、也是北洋军阀之一的冯国璋筑建的上百个小院落,形成一个村子,全部用来出租,刘格平就租住最后一间房里,准备实习功课考大学。

  刘济安在同事中打听到,在法租界,有一个法国人办的工商大学比较容易考取。于是,他就让刘格平在实习学校实习数学和英文,另请了名士张皋如为刘格平补习语文。这样,刘格平半天在补习学校补习,半天在张皋如那里补习。

  在实习学校租住期间,一个年轻俊气的警察经常到这里来。他有些许书生气,身为警察却又不像警察,第一次来这里,刘格平很讨厌人称黑狗的警察,不愿理他,可是他来了主动热情地和大家都打招呼,平易近人,好奇的刘格平看他经常给同院居住的小于子带来一些书籍和刊物,也经常从小于子那里拿走一些油印的材料。刘格平发现他话语不多,但显露出一种自信和成熟,一看就觉得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说起苏俄革命,说起革命和救国的道理,说起打倒军阀等,每次都让刘格平听得入神。小于子说,这个警察名叫张宝驹(后改名张隐韬)。刘格平常去小于子的房间串门,小于子对爱学习的邻居刘格平也很热情,慢慢熟悉了,就给他借阅《新青年》及一些宣传苏俄的材料、小说等,刘格平如获至宝地去阅读着。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新青年》上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及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材料。在这里实习半年,刘格平的学习成绩虽然进步不大,但他却看到了一些从来没有看到的东西,知道了一些从来没有人告诉他的救国道理。革命的种子开始在刘格平心中萌芽。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在北方,除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保持半独立状态以外,冀、鲁、豫、湘、鄂、苏、皖、赣等省,都属于直系势力范围。直系的代表人物是曹锟、吴佩孚,后台是英、美帝国主义。川东、两广也有一部分军阀和直系勾结起来,反对孙中山。

  通过阅读先进刊物,渴望新思想的刘格平逐步认识到:自己现在这样学习是救不了中国的,改造中国也不能用改良的方法。只有像苏俄一样,无产阶级联合广大贫苦工农起来闹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救中国的劳苦大众。当时在中国的进步力量中,成分复杂,有军阀、官僚、资本家、知识分子等,是一个缺乏严密组织的政党。是一个诞生不久的新生革命力量,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刘格平思考着,似乎从困惑中看到了方向。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小于子倾诉着、探讨着……这时,张隐韬成了刘格平最渴望见到的人,因为他会给他讲许多他不理解的事情,讲很多他愿意听的革命道理,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刘格平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

  大约在9月的一个晚上,小于子很神秘地叫刘格平到他房里去,刘格平抬头一看,屋里坐着一个神情严肃又和蔼的陌生人。小于子没有介绍他的姓名,只是把刘格平推到一个小凳子边坐下。刘格平也不便问,估计来者一定是个党团领导人。陌生人向他俩点点头,先说了几句家常客套话,然后就谈起了国际上的问题,重点是苏联把帝国主义所组织的14国联军都给打败了,白军有的被红军消灭掉,有的被赶跑,游荡在周边各国成了白俄。他接着又谈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80多年来的许多罪恶事实;谈到军阀混战、杀人放火,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农民被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劳苦大众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中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最后他又特别强调地讲了第二次党代会宣言中的内容: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这个社会当前的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又谈了要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要让所有人知道不革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都没有出路,没有活路。陌生人系统详实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后,就告别走了,这个人就是天津地下党员负责人于方舟,小于子是他的本家弟弟。刘格平回到自己房里,仔细琢磨着他刚才的讲话,革命有了方向,但是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要到工农里面去,要组织武装。怎样迈开步子去搞呢?许多问题回荡他的脑海里,让他长时间思索。

  1922年9月,越来越赏识刘格平的张隐韬,介绍刘格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的刘格平,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和党的刊物《向导》等一些宣传革命书籍。他的思想真正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原先一个空想的世界,转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此,放弃“实业救国”的思想,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背叛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走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坎坷不平的革命之路。

  1922年冬天,刘格平的父亲来到天津,要格平回家,找一位老先生再补习一年功课。刘格平想可借此到家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协助张隐韬建立更多的团组织。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隐韬和小于子。过了几天,张隐韬告诉刘格平,组织上已经同意他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并给他带去一些宣传材料。

  这次回家乡,刘格平肩负着革命的重担,为家乡撒播革命火种,心情格外激动,革命激情高涨,所以他一刻也没有懈怠,利用冬闲和一些熟悉的佃户青年谈心,宣传革命思想。但是这些青年总是疑团很多,有时会问他:“你们家能把地公出来吗?”又说:“就是你愿意,他们也不会同意!”刘格平没有想到,他们为什么一提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不是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于是,经过筛选,他发现家乡有个盐帮手枪队是一支可发动的革命力量,因为这支手枪队都是由一些家境贫困的回族中青年组成,而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和自卫能力。

  于是他发展团员的第一个对象,是他堂兄刘子芳。此人在沧县上过高小,是个有知识、有志气的青年。但因其家境从他父亲那辈已由地主败落为自耕农,为本族6户财主看不起。他结婚的时候,好心好意地去给人家拜礼,竟被近门几户财主拒之门外。他深切地感到世态炎凉,不甘心沿着这个下坡路走去,时而仰天兴叹,时而徬徨野外。后来,他为寻求出路,曾到段其瑞的皖系军阀马良部当过兵,担任过排长。但他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又愤然回乡。由于他的处境、地位,不愿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来往,而与长工和佃户之中关系密切,成为穷哥儿们的好朋友和主心骨儿。刘格平理解他的处境和苦闷,便主动去找他谈心。

  格平打破了与子芳家感情上的僵局,几乎天天到他家串门,与子芳越谈越投机。子芳还常召集一些青年人,来他家听格平讲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讲工人、农民打倒地主、资本家,将来穷人坐天下的前景。子芳听出了一些门道,估计格平从天津可能带了什么“任务”,两人越谈越投机,刘格平就把刘子芳发展为团员。不久又发展了本村刘景泉入团。

  刘子芳、刘景泉,都是回民盐帮队的头领。这一带的回民土地很少,他们的生活出路,一是搞饮食业;二是刮盐碱土,熬晒小盐,运到周围村庄去卖,后来发展到去沿海一带贩卖大盐,开始人担,继而车推,后来用驴驮。而私自制盐、贩盐,历来是犯法的;再就是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当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因此,旧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把这一带回民村庄视为“匪患特区”,严加控制。据解放前15年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带剿匪稽盐的官兵巡警,屠杀回民1100余人,烧毁房屋1万多间。仅大堤东一村,就有100多人被杀害。回族人民为了生活,以多种形式反抗反动统治,除了拿起武器,组织绿林武装之外,一些不愿“落草为寇”的,就组织起盐帮队,结队而行,贩运私盐。他们为逃避盐巡稽查,夜行晓宿,弃行官马大道,迂回于阡陌小径,穿行在青纱帐和漫洼红荆丛中。尽管如此,仍不断遭到盐警劫掠。面对这种情况,外号叫二嘎游的刘景泉,动了脑筋。此人爱讲三国故事,重义气,有胆识。但家境贫寒,很不得志。他比刘格平大13岁,是本族兄弟。幼年随父到河间给地主扛活放牛,因伤了东家一头牛被解雇,又到古北口讨饭,还去枣庄煤矿挖过煤,后来回到家乡给财主看家护院。就在这时,他把财主给他护院用的枪,偷偷借给盐帮队,打过两次盐警,保住了人和盐、驴的安全。从此,盐帮队的人们尝到甜头,感到武器的重要,便在刘景泉、刘子芳的倡导下,集资购买匣枪,由少到多,达到20多支,组成盐帮手枪队,刘景泉被推为队长。他们上路时,把枪带在身上或藏在驴驮子里,遇到盐警劫掠,便抽枪还击,使盐警望而却步,不敢轻易侵犯。由于刘子芳、刘景泉被刘格平发展为团员,这个盐帮队便成为一支有觉悟、有组织、维护革命的武装。

  刘格平发展的第三个团员,是山东乐陵县杨马连村(今盐山县)的王俊峰,也是回族,是刘子芳的姑表弟,比刘格平小4岁,自幼上学,盐山乡村师范毕业后,在家乡附近教书。1923年2月春节期间,来堤东外祖家串亲拜年,经刘子芳培养推荐,由刘格平介绍入团。于是,刘格平组织刘子芳、刘景泉和王俊峰,在大堤东刘子芳的家中,建立起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子芳任团支部书记,王俊峰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随后他们分头活动,在附近一些村庄、学校和盐帮队中,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团员,扩大组织。从此,革命火种逐渐燃起。

  大堤东团支部建立后,决定以堤东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团组织。首先,刘格平去了邻村北小庄(今正道村),找自己的同门兄弟刘义元。北小庄有“小梁山”之称,村民素来强悍,勇于抗暴,有不畏死的精神。旧官府流行的“宁闯鬼门关,不惹小梁山”就是对北小庄村民勇于抗争的真实写照。因此,发展刘义元入团比较顺利。他又召集知心好友数十人,和刘格平一起开展革命宣传。他们把苏俄“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的《新青年》《向导》等小册子让村长韩凤奎念给大家听,大家觉得很新鲜,认为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剥削,反对苛捐杂税,说到人们的心坎上。这样刘格平又陆续发展了韩殿奎、张殿奎、张树木、韩凤奎等4人入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小庄团支部。

  刘格平利用其父社会关系较广的优势,打扮成学生模样,每天步行近百里,奔波于盐山、庆云、南皮、沧县等地,以探亲访友为名,搞秘密串连,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团小组或支部。仅在盐山县域内,他就主持成立3个团小组,发展团员10余名。同时,他还于1923年下半年,发展盐山县纸坊村在大堤东担任民团大队长的柏凌云和青年农民路宝臣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大堤东团支部领导。

  刘格平每隔十天、半月从天津等地回家乡一次,发展团组织,领导团支部开展革命活动斗争。1924年春节期间,在堤东、王帽圈、刘石桥、杨石桥等地撒播传单,反对收屠宰税。农历腊月廿五日,是新县镇春节前的最后一场大集,集上人山人海,卖肉的案子就有200多个。十几个收税人,每人手持一根棍子,很霸气。刘子芳领着十多个团员向收税的走去,问:“你收什么税?”那人恶狠狠地说:“收得是屠宰税!你是干什么的?”刘子芳趁那人没注意,上去打了他一巴掌:“我就是要打你这收屠宰税的!”接着又有两人把领头收税的税官撂倒。顿时双方各不相让,混战一团。不一会儿,收税人见势不妙,落荒而逃。消息传开,周围集镇,再也没人敢收屠宰税了。

  从这次斗争之后,刘格平和刘子芳等在大、小堤东又发展了王锡山、刘树林、张凤臣等十几个回族青少年入团,不仅有学生、手枪队员,还有长工、佃户的子弟。后刘子芳建起韩石桥团支部,指定韩树桐任团支部书记,韩序昌、韩景岳分任宣传、组织委员。刘子芳、刘景泉建起大堤东村小学、盐帮队3个团小组。同年夏、秋间,刘格平、刘子芳分别建立起挂甲林、新县、杨石桥、谭庄、王帽圈、张仁庄、王石桥、刘石桥、庆云县杨庄子、乐陵县杨马连村等 10多个团小组。盐山中学团支部,共发展团员100多人,积极分子200多人。其中除张仁庄、刘石桥、纸坊三个汉族团小组10名团员外,大多数是回族。在这批起主导作用的回族团员开展革命活动中,大堤东成为津南地区革命的摇篮。王俊峰就是在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

  王俊峰,又名王玉岭、王华坤,属盐山县千童镇杨马连村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回族农民家庭。幼年在本村小学和李连家小学读书。在此期间,每逢节假日,常去堤东(今孟村县)姑母家与表兄刘格平、刘子芳一起学习,一起阅读进步书刊,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寻求救国之路。在表兄刘格平的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加入团组织后,他们先是在堤东村秘密宣传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传什么叫工农苏维埃,什么叫社会主义。后又到石桥、王帽圈、张仁庄等学校宣传。使青少年学生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穷人是没有活路的,只有象苏俄那样,穷人起来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才能过上好日子。他通过亲戚、朋友关系,积极培育入团积极分子,发展团员, 建立团小组,统一在堤东团支部领导下,开展活动。到1926年1月,堤东一带已建起了十多个团支部和团小组,团员已有50多人。在刘格平的提议下,建立了津南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简称堤东团工委),王俊峰任宣传委员。1926年9月,经刘格平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员,与刘子芳、刘景泉在堤东建起了津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

  1927年2月,中共津南特委成立,他被委派为杨马连工委书记,开辟乐陵北部、盐山南部党的工作。从此,他便以拜把兄弟为名,到处联络进步青年,培养骨干,秘密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1928年,到盐山植才小学上学,在那里与员、小学校长王佩琪接上关系建立了党小组,配合王佩琪开展地下活动,培育进步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1929年,又考入盐山乡村师范,1931年毕业后,被派往乐陵县李介家、史家坟、前后灶张一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1月,根据津南特委的指示,他在乐陵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先介绍荣庄(今属盐山)贾振声(入党后改名贾震)入党,又介绍张兴宇村张荣德、刘万春(化名刘建华,旧县卜楼村人,当时在张兴宇村教书)、李介家村陈观涛、张货郎村(今属庆云)韩国珍入党。1932年7月,他和贾震根据中共津南特委的指示,在孙七家村小学召开会议,建立中共乐陵县工作委员会,贾震任书记。1933年,他与贾震组织盐山、乐陵交界处农民的抗税斗争,痛打税警,减轻农民负担,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他生活并不富裕,但在时期,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他经常把自己的钱用做党的活动经费。他曾背着父亲将三亩青苗地当出去。父亲与契约户同去锄地,争执起来,契约户拿出当契文书,其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七七事变后,他与马振华、傅炳翰等联合当地爱国人士,在旧县(今千童镇)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先后任救国军第九路政治主任、冀鲁边区第六专署锄奸部长、地委秘书、盐山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初,救国军攻克盐山县城,捕获叛徒王连壁。他和王连壁虽是盟兄弟,但他仍主张立即将其处决。由于邢仁甫百般阻挠,未能立即执行,致使王连壁逃跑。从此,王连壁对他恨之入骨,伺机报复。

  1939年2月26日,他亲自率领县委机关和县大队第二小队到高湾一带开展工作,住在前戴家屋子村。当时正碰上叛徒王连壁所在的十军团从此路过。王连壁得知他住在这里,便带着部分兵闯进村子,先缴了岗哨,又绑了队长,然后气势汹汹地闯入王俊峰的屋,枪口对准了王俊峰恶狠狠地说:“俊峰,你也有今天。”此时,他正一丝不苟地刻蜡纸,准备印发宣传材料。他镇静从容,蔑视地看着王连壁。枪声响了,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惨遭杀害,时年30岁。

  义和团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孟村地域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耿庄子村的耿全升,一个是王林村的庞云生,他们领导组织近二万人的义和团民众与西方列强、封建势力斗争,最后失败。演绎了一场人民群众敢于和恶势力、封建王朝斗争的故事。

  义和团是晚清时期河北、山东两省边界农村群众秘密结社,锻炼身体,自卫保家的活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泛滥,义和团迅速发展。1896年山东平原县、禹城县一带义和团起义遭,义和团向北发展。1899年盐山最南端的王信村树起第一面义旗,后蔓延至全县各村镇。盐山北部(今孟村县北部),以武艺高强、交游较广、素负盛名的耿全升为大师兄,在盐山城内城隍庙设坛,为全县的总指挥部。此后,县有总坛、总炉,村镇也都设坛、炉。上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非常团结,之间相互称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束装上也都一致。男性都以黄布包头,黄布腰带,衣襟上都是黄布包边,为首的头插一根英雄戟;女性是以红布包头,全身红衣,腰束红带,习武操练,有教有学,以增强战斗力。

  盐山义和团经过了一段组织、准备、策划之后,目标对准洋教,形成革命风暴。1900年春,全县义和团奉命向盐山县城集中,约计万余人。首先纵火焚烧了设在城里的两座教堂,外国传教的神甫早已逃之夭夭。接着惩罚了平时借洋教势力欺压百姓,民愤极大的恶棍洋教徒。

  孟村地区的义和团首领庞云生设总炉于程家林,五十里以内的两万名义和团人员由其调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九日,庞调集万名义和团攻打沧州,为义和团首领王之臣报仇。行进至七里淀时被驻沧清军截击,义和团失败。十六日,庞又调集万人再次攻打沧州,至旧州又被清军打败,损失惨重,最后毁装匿械溃散。

  1900年初冬,盐山义和团在沧州东南七里淀与敌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清军以火枪、火炮和骑兵出击,由晨至午,义军伤亡过半。团首耿全升突围后,潜往东北,余者溃散。从此,沧南一带的义和团随着整个义和团被中外反动势力告终。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给予国内外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大煞了敌人威风,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

  盐帮手枪队 20世纪20年代初期,经刘子芳、刘景泉等倡导,堤东村附近回族群众集资购枪,组成“盐帮手枪队”,保护贩盐群众。一次,盐队赶驴100多匹行进在北小庄(今正道村)千倾洼中,与30多名盐巡相遇。刘子芳指挥手枪队队员,将其击退。1926年秋,盐帮队在大堤东党支部领导下,负责堤东区委的保卫工作。1937年,编入“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盐帮手枪队是地方农民武装的早期革命队伍,期间锤炼了许多革命志士,成为中国的骨干力量。刘子芳就是这个队伍的领袖人物。

  刘子芳,字若瑞,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回族破落财主家庭。沧县高小毕业后,因其家境在父亲刘玄山时,已由财主衰败为自耕农,在本族7户财主中失掉了过去的地位,成为被地主看不起的人家。所以在他结婚时,几个财主都不准登门拜礼。他和哥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由于遭受到歧视和压迫,使他养成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倔强性格。为谋求出路,便离家出走,在东北军马良部当兵,后升任排长。他目睹军阀混战给黎民百姓造成的痛苦、国破山河碎、政治腐败等状况,非常愤懑。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前夕,他借葬父之机离队回家。在家乡,他与长工、佃户在一起,成了穷兄弟们的代言人和主心骨,遇事都找他拿主意。他倡导大、小堤东百十户“穷回回”组成毛驴盐帮队,集体行动,贩运私盐,以求生路。因连续几次遭盐巡袭击,没收了部分毛驴和盐,使一些人倾家荡产。为了对付盐巡,维持生活门路,他倡导大家集资购置,组成盐帮手枪队。他把在南方给地方当护院的族兄刘景泉叫回来,担任毛驴盐帮队和盐帮队手枪队队长。这时,盐帮队一出动,少时三四十匹驴,多时一百几十匹。为避开大道关卡,他们夜行晓宿,穿行于青纱帐或红荆丛间。经过几次较量,官府盐巡骑兵不敢到漫洼小道上截盐帮。这样,盐帮队成员更加团结,胆子也更大了。为了生存,他对军阀、地主更加疾恶如仇,势不两立,与扛活长工和佃户穷兄弟缔结了深情厚谊。后来在堂弟刘格平的帮助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2年11月底,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他的推荐下,刘景泉和王俊峰也由刘格平介绍入了团。津南这块沉寂的平原大地,开始燃起革命火种。1923年2月春节期间,在他家,由刘格平主持成立了沧县大堤东村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他任书记,王俊峰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这是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团支部建立以后,各支部成员分头开展地下活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春天,他在堤东学校发展了刘文山等学生入团,建立了学校团小组。在农民和盐帮队青少年中,他和刘景泉培养发展刘赞林等10多人为团员,建起两个团小组。11月,建立了北小庄、韩石桥、杨石桥、王石桥、刘石桥、新县、挂甲林、王帽圈、和盐山县张仁庄、纸坊及庆云县杨庄子等团支部和团小组,均隶属大堤东团支部领导。他把全部精力用于指导各地团组织建设,并经常通宵达旦书写传单标语,发到各个团组织,进行秘密散发张贴。盐帮队中的团员和积极分子,把传单一直撒散到北抵青县、静海;南达德州、宁津、阳信;西到沧县、泊头、交河;东到渤海岸,方圆三百里区域。

  1926年1月,刘格平回到堤东村,了解到团组织已经扩大,大堤东团支部已经领导着沧县、盐山、乐陵、庆云等县很多地方的团支部和团小组。为适应新的革命发展形势,刘格平提议,将大堤东团支部升为中国青年团津南堤东工作委员会。他仍任书记,王俊峰、刘景泉、马田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和青年委员。9月(农历8月),刘格平介绍他和王俊峰、刘景泉加入了中国,创建起中共沧县大堤东支部委员会,他任书记,王俊峰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这是津南农村第一个支部。

  1927年2月初,建立了中国沧县堤东区委员会,他任书记兼军事委员,刘盛萼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堤东区委建立后,当月,在他家中又建立了中共津南特委,他任军事委员兼沧县县委书记。他除直接领导十几个党支部和党小组外,特委还责承他领导沧县、南皮、泊头、宁津等县的党组织建设和地下革命斗争。他家是津南特委、沧县县委和堤东区委三级党的领导机关。为保障活动安全,他除派几名盐帮手枪队骨干队员暗中保卫之外,还在后院挖了地下室,中共顺直省委派来的工作人员李怀才、廖华等都曾住在这个地下室中,住宿、活动都由他具体安排。

  1928年6月,刘格平被捕。在下,他尽管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仍领导沧县、盐山等党团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他亲自撰稿,刻写蜡纸,油印特委机关报《红线》,后来又搞县委机关小报《红旗》。还经常整夜组织有文化的党员书写“万岁”“打倒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改革”等大字标语,开展宣传舆论工作。到1932年,他领导的孟村回族地区党支部和党小组已达20多个,员达到110多名。

  1935年秋,中共沧县县委决定实施建军计划,以津浦铁路沿线为游击区,组建铁道红军游击队。征得津南特委同意后,责成王帽圈党支部书记辛宗江、赵河村党员刘震寰两人具体组织创办,至1936年春,已组织起一支30人的地下武装。夏季,在沧县东关附近,截击一辆日军汽车,击毙日军1名,缴获车上全部物资。华北日军总部以“沧县事件”要挟政府,必须派兵围剿,并赔偿经济损失。于是,沧县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警察、特务,寻踪追击。为保存力量,他和刘震寰等决定马上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保存党的武装力量。敌人明知孟村回族聚居区有党组织,并且握有武装、但感到十分棘手,不好对付。于是,便利用基层员、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乡政民团组织,对回族村庄的地下党组织展开政治攻势。诬蔑他是“大土匪头子”“混世魔王”,说他家是土匪窝。他们向这些人的亲属吹风,破坏家庭关系,使有些亲人反目成仇,干出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比如,他曾遭其老伯暗算,险些丧命。一天夜间散会后回家,伏于墙角的老伯朝他猛砍一刀,伤及左臂。后又被二十九军驻盐山营长所派特务跟踪,在王祥庄附近尼姑庵捕去,险些被杀。接着就是王帽圈党支部书记辛宗江被捕遭枪杀;韩石桥党支部书记韩树桐,其妻勾结其弟韩瑞桐砍掉他的头;新县党支部书记刘国瑞被地主刘得贤毒死;王石桥党支部书记王振凯遭兄弟坚决反对,被侄子开枪打成重伤,终身致残。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他毫不畏惧,经常夜间独自一人到王帽圈、新县镇、韩石桥、王石桥等发生惨案的支部,召开党员会议,指出气可鼓,不可泄,只有坚持地下革命斗争,不断壮大党的力量,才有胜利的希望。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把各村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成为他们的核心与中流砥柱。

  训练民团 1924年11月,刘格平的父亲刘云镜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想组织一支地方武装,便请求刘格平的表兄,时任交通总长的吴毓麟给搞一部分。表兄吴毓麟给直隶省长王承斌写了一封信,说津南地区闹土匪,当地组织民团防匪,需要一部分。王承斌送给刘云镜100支新进口的捷克造洋枪。这样再加上刘格平自己家看家护院的20多人和所配枪弹,就组成了100多人的民团。刘格平认为这是发展武装的一个大好机会,就到天津向组织汇报,得到组织同意后,从天津回到家乡训练民团。刘格平按照革命需要和军事要求,对民团团员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有意安排了一些青年团员进入民团。同时,他又把南京上军校时的兵友郭有发、薛庆胜叫来担任班长。在他们的训练和带领下,民团每天上课、出操、唱歌,真还有个正规军的样子。除教练军事技术外,刘格平还抓住一切适当机会,向民团团丁们讲解革命道理,灌输革命思想,指导带领他们惩处个别恶霸和为非作歹分子,加紧改造这支武装。这一年,他还利用亲朋关系,多次到庆云县的杨庄子、尚堂、乐陵县的三间堂等村,向教师、学生、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斗争。

  工人武装及津南农民自卫军 1925年1月,刘格平遵父母之命,与姑表妹杨侬梅结婚。就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奉军一部包围了大堤东村,以他家通匪、窝匪、宣传“赤化”的罪名,砸了民团局子,缴了民团全部,抓走了他和他大哥。先押到孟村,后转押泊镇张宪旅部。为了救他兄弟俩人出狱,在其父刘云镜托人讲情的同时,当地团组织在刘子芳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营救工作。各村团员发动了成千上万群众,天天到沧县、泊镇等地请愿活动,给张宪施加压力。通过努力和斗争,最后,刘云镜变卖家产,凑了两万大洋,他们兄弟俩人才被释放。随后,他去天津向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的情况以及津南地区的现状,提出到河南国民二军去活动的要求。党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转了团组织介绍信。

  1925年3月,刘格平被天津党组织派往河南的国民二军中去工作。在开封市行宫角的一个旅店,恰遇同乡张隐韬。军校毕业后的张隐韬,被组织派往河南的国民二军中做兵运工作。俩人彻夜长谈,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自己的武装。张隐韬去郑州请示党组织,由于党内意见不统一,没有最后的结果。

  5、6月间,刘格平从开封到卫辉,经原在天津办补习学习的兰秀山介绍,结识了老员、国民二军的总参议刘守中,在刘的引见下,又接触了南皮籍老乡张继以及一些省府官员、驻军官员和社会名流,并开展了一些活动。此时,张隐韬也在卫辉,听了他的汇报后,决定让他到驻新乡的国民二军二师三旅史可轩部去工作。通过刘守中的书信介绍,他来新乡史可轩部,被任命为旅司令部上尉副官。不久,张隐韬等人也来到史可轩部,成立了军人俱乐部,和部队的党组织也接上关系。通过军人俱乐部,他们深入联系下级军官,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这期间,他还到开封、郑州等部队中进行了活动。9月,国民军准备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他和张隐韬分析局势后一致认为,国民军大部是由直系军队改编,未经改造,不可能成为革命武装。决定利用时局动乱之机,组织自己掌握的武装。由刘格平到天津组织工人武装,张隐韬到津南组织队伍,完成策应国民军北伐的军事行动后再会师津南。刘格平去天津向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得到党组织的肯定和支持,并在天津进行了人员和的准备工作。随后,他回到新乡,与张隐韬互通了情况,对下步活动进行了商议。10月,他暗带副官和警卫员,再次回到天津,秘密对300余人的起义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准备里应外合,与国民军一起攻打奉军。在这次武装暴动中,他任总指挥,天津地下党派负责工会工作的袁子贞任副总指挥。12月23日暴动开始,他指挥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分乘几十辆汽车,冲入奉军防地。奉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大部被俘,余部逃往山东。经一天一夜激战,缴获大批步枪、机枪、山炮、马匹,取得了战斗胜利。尽管全部物品被国民一军第六混成旅韩复榘部收去,但这次由组织的工人武装,隐蔽于敌人心脏,出其不意,打乱敌人阵脚,扼守住战略要冲——金钢桥、红桥,为国民军攻占天津做出重要贡献,这是中国在北方领导的一次较早的工人武装斗争。

  张隐韬带领一支40人的武装,由河南新乡乘火车北上,在石家庄藁城东集结,打着国民二军旗号。一路招兵买马,到达泊镇后,又收编了一部分败逃的奉军散兵游勇和地方民团,队伍已有500人。张隐韬任司令,陈秀福任副司令,刘格平任副司令兼任参谋长。自卫军提出了“保卫农民利益”“土豪劣绅”“打倒奉张军阀”等反帝反封建口号。

  1925年12月,农民自卫军自泊镇出发,挥师东进,先后占领了南皮、盐山县城,收缴一批警察和地方民团的,并向县长约法三章:供给军费,发足军饷;不准横征暴敛,取消苛捐杂税;打击侵犯农民利益的土豪劣绅。月底,自卫军进驻旧县(今盐山千童镇),短暂修整后,又一举占领了庆云县城(今盐山庆云镇),收编了百余名地方民团团丁兵。自卫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到之处专门打击土豪劣绅,很快在津南名声大振。青年踊跃参军,队伍扩大到1200多人,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50人的手枪骑兵队。除一大队留守庆云城外,二、三大队和骑兵队以旧县为中心,活动在盐山、乐陵、沧县、南皮、庆云等县交界地带,军费由这几县供给。每个战士虽然每月只发一块钱的津贴,与军阀队伍相比少得可怜,但队伍纪律严明,士气高涨,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在旧县,农民自卫军以快邮带电的方式,向全国发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宣言》,公开了革命主张,宣布举行津南农民起义。《宣言》很快传遍全国。国民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命弓富魁旅由德州向北推进,到达泊镇、南皮一线,伺机消灭自卫军。国民三军也命令门致中旅进驻盐山,企图对自卫军夹击。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张隐韬急电刘格平由天津返回,决定将队伍迅速拉到天津杨柳青一带,与国民二军中倾向进步的史可轩旅合编,以保存革命力量。

  1926年2月4日,张隐韬、刘格平率一大队和骑兵队为先遣队北上,行至南皮县城北徐庄附近时,突遭迎面而来的弓富魁部骑兵大队的截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自卫军士兵又多系入伍不久的农民,缺乏实战锻炼,队伍很快被敌骑兵冲散,张隐韬连击数敌后被俘。2月5日,为营救张隐韬,刘格平立刻到天津找到史可轩汇报张隐韬被捕经过,请史救助,虽然史可轩给弓富魁下书令放人,但敌人连夜将张隐韬押送至旧县西门外,逼令他给仍驻防在城内的自卫军二、三大队下令投降。张隐韬大义凛然,严辞拒绝。当面痛斥他们。敌人又以枪毙相威胁,张隐韬从容地提出要给敌军和当地群众讲话。他把敌人的刑场当课堂,向周围的群众讲解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讲解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指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黑暗统治,在领导下,建立工农苏维埃新中国,才能从苦难中把人民大众解救出来,翻身做主人。最后,张隐韬又要求松开捆绑着的右手,请当地群众拿来一块木牌和笔墨,提笔写下“张隐韬之墓,时年二十四岁,南皮县唐家务村人”两行大字,请乡亲们在他死后把木牌埋在坟前,然后他高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张隐韬牺牲后,多数干部战士不满副司令陈秀福按兵不动,不组织营救的行为,纷纷离队回家,一支新生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被反动派扼杀在摇篮里。

  张隐韬、刘格平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是中国幼年时期在北方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暴动,在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加自卫军的多是孟村、盐山、庆云、南皮等县的农民子弟,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它对整个津南地区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特别是张隐韬就义时的演讲和高喊的口号,使这一带的人民群众对人的形象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有了真实的了解,从而为孟村地区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大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 1925年春,为了在孟村一带组织力量配合农民自卫军,刘格平在自己的家乡大堤东主持成立了津南堤东团工委,任命刘子芳任团工委书记,王俊峰任宣传委员、刘景泉任组织委员,汉族青年长工马田为青年委员、军事训练由刘景泉负责。并要求他们立即组织大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大家同声响应。刘子芳认为,自己有一部分枪,加上附近几个县的地主卫队、民团、盐帮队等,手里有大量的,配合自卫军组织起一支武装是可行的。为保护自卫军的行动,刘格平从盐山县城返回大堤东,帮助刘子芳安排了下一步组织武装的计划,使农民自卫军尽快发展起来。面对可能被国民军进攻、围剿、消灭的局面,随时策应津南农民自卫军北上。

  送走刘格平后,刘子芳、王俊峰、刘景泉、北小庄团支部书记刘义元、韩石桥团支部书记韩树桐、纸坊团小组长、原民团大队长柏凌云、谭庄团小组长韩云起,王帽圈团小组长辛宗江、新县团小组长刘喜三、挂甲林团小组长李观三、李成贵,山东杨庄子团小组长杨智荣及乐陵杨马连村团小组长等,当天夜间,在刘子芳家后院地下室里集合开会,研究创建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问题,与会的成员,除杨石桥、王石桥、刘石桥、张仁庄等团小组长是农民以外,其他人都在东北军马良部当过兵,任过排长或连长,会使枪炮。最后决议,按照刘格平的指示,以盐帮队手枪队骨干,各村共青团小组成员和积极分子队伍,都编入农民自卫军序列,达200人,有军事知识和指挥经验的团小组长,分别担任班、排、连长。大队长、副大队长,分别由团工委书记刘子芳、团工委组织委员刘景泉担任。同时还决定:次日夜,在刘氏坟地松树林里,进行第一次集合,如果刘格平赶不到,就由刘子芳动员讲话,宣布“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正式建立,策应津南农民自卫军北上。一天下午,刘子芳全家人烙了100多斤面的大饼,炖白菜粉条两大锅,预备夜间集合,黎明前供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全体官兵用饭,白天分散到附近各村团小组隐蔽。200人的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人人信心百倍,有些人梦中与敌人战斗,惊醒后相互鼓励。他们时刻准备着,专候津南农民自卫军的行动消息。二日后,得知张隐韬、刘格平领导的津南农民自卫军已失败,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全体官兵,义愤填膺,痛骂国民军中反动军阀的罪恶。知晓津南农民自卫军被国民二军扼杀在摇篮中,堤东农民自卫军大队随之解散。

  改造土匪武装 1927年11月,刘格平接到省委指示,要在津南地区改造一批土匪武装。

  当时津南地区土匪不少。这里地处九河下稍,东临渤海,洼大村稀,荆棘芦苇丛生,便于匪寇隐蔽。而且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重,非旱即涝,民不聊生,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只得铤而走险,落草为寇。在土匪中,有一部分是回民。回民历来受反动官府、地主的压榨,他们把回民居住的村庄划为“匪区”“特别区”。官兵进村所谓“剿匪”,其实净抓好人。而真正的土匪手里有枪,警惕性高,他们反倒抓不住。抓去就要拿钱赎,不赎就杀头,无辜被杀的人很多。官兵与土匪没什么两样。抓去的回民,常常给嘴上抹猪油,侮辱他们。穷回回多数没有土地,租点儿盐碱地,收成不够交租,被生活所迫,只得去做小买卖。赚不到钱,只得去借高利贷。这种阎王债还不起,只有去贩盐。贩盐一旦被巡截,就倾家荡产,只剩下当土匪一条活路了。一开始入伙,只想弄点儿钱,还高利贷,但一干上,所得钱财无几,如被官兵抓住,就要被杀头,不干也不行了。

  为贯彻省委批示,刘格平利用回族关系和亲戚关系,先到回族村丁庄子军阀营长马永祥家,做教育争取工作。马永祥重江湖义气,不愿背叛朋友上司,但表示保证暗中保护,保证部下不侵害黎民百姓。接着又去回族村大文台,做一个土匪头子的工作。这个土匪头子没有政治头脑,张口就要多少钱,争取未果。但他认为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表示决不与作对。之后,刘格平对津南土匪的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分析土匪内部的阶级状况,分析匪首的思想态度和性格特点。决定把鲁北阳信的一股较大的土匪武装,作为改造对象。这股土匪武装有100多人,大头目叫杨三,有40多岁,矮胖,会武术,很凶悍,但重义气,好交友,人称“杨团座”,绰号“杨三阎王”。一次,这股土匪到堤东一带活动,住在附近几个村,昼伏夜出,四处作案。刘格平知道后,就与刘子芳一起找到杨团座,说:“我们知道你是穷苦出身,投身绿林,绝非自愿。今天来,主要是同你共商大计。”接着,给他介绍了的主张,反对军阀官僚,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耕者有其田等。分析了他这支队伍的状况,讲清时势。指出只有为穷人打天下,才能顺民心,求出路,求发展。杨团座为人仗义,听后深受感动,表示愿合作,接受津南特委的领导。最后,根据党的政策,对这支部队约法三章:一、不准滥杀无辜;二、不抢劫群众的财物,包括富农;三、只抢劫大地主、大官僚财物,以作军需;四、坚决与反动军阀和贪官污吏作斗争。特委派杨庄子党支部书记杨智荣进入这支队伍为党代表。以省军委的名义,委任杨三为津南革命军独立一团团长,委任他的二头目为第一营营长。以后,又派几个人,到内部做宣传教育工作。经过刘格平做工作,这支队伍发展很快,有不少穷人参加了队伍,不久扩大到300多人。主要活动在阳信、无棣、惠民、庆云等县。

  刘格平和刘子芳又陆续派进100多农民,队伍发展到400多人。分为3个营,每营下分3个大队,大队下分3个小队。营有党代表,大队也有党代表,小队有指导员。3个营,有两个营长是杨三的人,大队和小队的负责人大多是他们的人。对这支刚刚由土匪改编成津南革命军的武装,主要是做些政治思想工作,多讲些前途和发展。这支部队活动的区域虽然是平原,但只要和广大群众关系搞好,夜间出来活动,白天在较偏僻村庄隐蔽起来,多派出一些侦察员,敌人是无法发现的。刘格平原想到1928年春天,把这支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分散到3个地区,一个地区划几个县为其活动范围。可是,在这年冬天,部队开到胶济路附近,抢了山东奉军张宗昌部下的几个大官僚,还绑架了一个官僚的家人。张宗昌立即派一团的军队追打,他们很快撤退到原来的阳信根据地。张宗昌的一个团,不到1000人,战斗力很差。两支部队交火过两次,津南革命军没受多大损失。当时杨智荣不在部队,刘格平要求他们撤退到沧县、盐山、南皮交界处,即从山东省撤到直隶省境内,一般都在夜间行军,敌人发现不了目标。当撤到孟村南部王帽圈一带时,正值夜间,一营的营长,即杨团长原先的二头目,勾结几个亲信,把另外一个头头打死了。刘格平一面做工作,一面把那个营长抓起来,押到沧县东南一个村子时,准备研究处理。夜里又被他们那一伙的人放走了。后来,营长被他们自己人打死了。这支部队内部矛盾越来越紧张,眼看就要发生火拼。有几股已经走了。刘格平一看局面不好维持,把派进去的党代表及农民骨干撤出来。历经5个月,改编土匪武装宣告失败。但为中国改造土匪武装,创建革命队伍,积累了宝贵经验。

  1927年2月至1928年6月,新军阀的势力还未深入北方;奉系军阀虽然未受到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但各派旧军阀被消灭殆尽,已经使之变得孤立起来,这为中国领导开展革命斗争、壮大自身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出现了党领导沧州地区颇具声势的初期斗争,形成孟村地区建党以后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为贯彻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方针,刘格平和津南特委的人首先领导了借粮吃大户斗争。

  1927年华北大旱、献县、河间、沧县西部地区尤为严重。农业欠收,苛捐杂税繁重,广大农民衣食无着,四处流浪讨饭,不少人冻饿而死。而地主、富农、商人却趁机囤积居奇,高利盘剥,大发灾难财。据不完全统计,仅献县、河间两县交界的东部地区,富户囤积粮食就多达数百万斤。

  刘格平和中共津南特委决定,在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献县、河间交界处(含今沧县西部地区),开展“借粮”斗争,以解群众燃眉之急,并借以提高广大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借粮斗争由津南特委书记刘格平直接领导。他与河间献县联合县委书记刘清廉在杜生(今属沧县)组成借粮指挥部,并拟定了具体的“借粮”计划。

  1927年10月,指挥部首先在崔尔庄(今属沧县)以东的张庄召开党员及骨干分子会议。阐明借粮斗争的意义及任务,揭开了“借粮”斗争的序幕。

  随后,由党员化装成牧师(当地部分群众信奉基督教),以传教为名在张庄小学召集贫苦农民作发动工作,阐述华北旱情,揭露帝国主义、军阀及地主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分析农民苦难的根源,介绍大革命时期南方农村打土豪的经验和本地历来就存在着“借粮”的传统,暗示农民渡过灾荒必须从事反帝反封建、借粮的斗争,得到与会群众的一致拥护。之后,又在附近十几个村庄分头作了发动工作,群众斗争情绪高涨,“借粮”斗争时机已经成熟。

  张庄地主史省三,曾在冯玉祥部下任旅长,置地千余亩,家中储粮数百石,成为借粮斗争的首要目标。

  借粮斗争指挥部利用一个赶集日,联合周围村庄4000余群众,手持扁担、口袋拥向史省三家中。最初,史省三集合护院家丁、长工、佃户80余人,持枪对抗。刘清廉亲临现场指挥,一方面分派群众守住大门,一方面向史家长工、佃户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随着后续大批群众的到来,终于镇住了史省三的反动气焰,只好交出粮食。首战告捷,增强了农民群众的信心,推动了“借粮”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随后,指挥部又率领群众向丰尔庄(今属河间)地主杨玉苍、周村(今属沧县)地主周华藩借粮。杨、周二户分别在其佃户庄后郭旺屯和后张邵(今属沧县)广有贮粮,两村佃户平时受剥削很重,反抗情绪很高,一经发动,很快组织起来,杨玉苍、周华藩只好交出在两村的存粮。“借粮”斗争的连续胜利,进一步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农民也自动加入斗争的行列。于是,在杜生、韩村(今属献县)、崔尔庄一带形成借粮高潮。不久,借粮斗争发展到献县城西四十八村一带。由于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故时称“闹穷党”,“闹穷党”一直持续到年底。“借粮”斗争,总计“借粮”300多石,沉重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震动了平津当局。天津《益世报》惊呼献县杜生一带发生“作乱”,“农民暴动”。津南地主豪绅更是惊恐万状,强烈要求官府出面。

  1927年底,“借粮”指挥部又组织群众向崔尔庄附近的老庄子(今属沧县)地主“借粮”。该村地主组织“民团”进行对抗,使群众不能进村,借粮群众便在村外露餐,形成两军对垒。献县当局命令驻杜生保卫团赶往,驱散了手无寸铁的群众,逮捕农民数人押至县城,不久释放。

  随后,刘格平与刘清廉在河间行别营张庄召开联合县委会议,总结了“借粮”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会议认为,斗争难以开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斗争“气魄还不够大,没有把地主老财吓酥骨头”;“地主老财都有护院人,都有枪,镇上有保卫团,有武装警察,穷苦农民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是难以借粮的”;“只有向地主、向保卫团夺过枪来武装自己,那怕它不把粮食送上门来!”不久,献县反动当局大搜捕,刘清廉、刘永昌、刘松庭3名员因暴露明显而被捕。在党的营救下,3个月后虽然获释,但“借粮”斗争已难于继续开展,斗争遂告结束。

  1927年刘格平的家乡大堤东也遭受了旱灾。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一天晚上,刘格平找到一些自家的佃户,深情地说:“父老兄弟们,现在正是麦子黄梢,饿得蹬脚的时候,大伙都没粮食吃了吧!”

  “别叫我‘三爷’”,刘格平压低声音说,“有法儿,今天夜里我去村边打枪,枪一响,你们就大声喊‘来土匪啦,打土匪啊!’但谁也别出来……”

  这天深夜,枪声一响,佃户们一喊,刘格平的父亲赶忙招呼长工、佃户们起来来土围子上防护。大伙都答应马上去,可都迟迟不动身,最后没一个出来的。这时,从村外悄悄回来的刘格平对惊慌、着急的父亲说:“眼下他们都没吃的,深更半夜的谁肯饿着肚子出来为咱们出力呀,要叫佃户们急咱们家所难,就得急他们所难,快给他们点粮食吃!不然,白叫土匪抢去呀!”父亲听他说的有理,第二天就开仓放粮,救济佃户。

  “借粮”斗争,是一次较为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共“借粮”数百石,暂时缓解了农民的生活困难,沉重地打击了农村封建势力和奉系军阀在当地的统治。

  “借粮”斗争是在全国革命形势逆转,新军阀势力还未深入沧州的情况下,中国在津南领导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农动,它既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余波,又是中国在沧县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开端。“借粮”斗争,表现了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中的威望。

  但是,持久地在狭小的同一区域进行斗争,不仅为缺乏革命武装作后盾、党的总体力量相对弱小的主观条件不允许,也为敌人进行制造了条件,最终使斗争遭到失败,表现了党组织初建时的不成熟性。

  马颊河是华北平原上的黄河故道,当时马颊河流经河北省的只有庆云县南端约30华里的一段(1964年,河北、山东两省以漳卫新河为界,该河段全部划入山东省境内)。1933年,河北省政府要求庆云县疏浚马颊河道。庆云县政府以工程量大,本县无力施工为由一直拖延,但把省里下拨的8万元修河款私吞花光。1934年春,正当麦苗返青之时,庆云县政府在河北省政府的再三催促下,决定就地筹款筹工,勒令农民去挖河。规定每户人家出一壮劳力,每亩地捐大洋一元。由于土方量大,势必毁坏两岸大批麦田,已引起农民不满,加之连续几年饥荒,又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强迫农民出钱出工,更是民怨激愤。但庆云县政府毫不体察民情,反而派警察坐催,并追打做农活的农民,致使矛盾激化。

  中共庆云县地方党组织决定急群众之所急,组织领导罢河工斗争,这一决定得到津南特委批准和支持。津南特委委员刘格平,特委交通员邸玉栋等亲自到庆云坐镇指挥,要把罢工斗争发展成为大规模反抗统治的农民暴动。4月15日晚,刘格平、邸玉栋参加了在庆云西安务村(今属山东省庆云县)召开的中共庆云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全县人民罢河工、抗。参加会议的有庆云县委书记胡恒熙、县委组织委员范廷俊、社会委员武大风、军事委员胡泮河、团委书记杨德然、一区区委书记胡林晓、城南区委书记张笃骞、城东南区委书记张云峰、庄科村支部书记肖佐芝等30多人。会议决定:第一,马颊河大部分在山东,挖河主要对山东有利,山东省应该拿钱赔偿两岸麦田和土地的损失,并花钱雇劳动力。第二,问庆云县老百姓要不要挖河,很简单的一个答复,不挖。第三,河北省如果同意挖河,省里拿钱。会后,以“鸡毛信”(信上粘鸡毛,每家收到后再发出同样的10封)的形式,以抗河工“后援会”的名义,向全县人民广泛散发了《告庆云人民书》《抗河工的若干理由》及大量传单标语,提出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在东林庙会上召开全县群众大会,每户一人,风雨无阻。庆云县政府获知后惊恐不已,决定进行。

  17日夜间,庆云县公安局和保安队逮捕了胡恒熙和张笃骞,并派保安大队长胡振国带30多个警察与便衣队到东林庙会。18日上午,东林庙会人山人海,刘格平登戏台演讲,揭露政府贪污腐败,欺压民众的罪状。会场上群情激奋,一致高喊“到庆云请愿去”“坚决罢河工”,在事先布置好的党组织引导下,数千名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10公里远的庆云城进发。沿途村庄的群众在党组织的发动下,亦积极参加请愿,队伍达到两万余人。队伍到达县城时,庆云县政府早已下令将城门紧闭,并调集100多名警察和保安队员防守。愤怒的群众撞开城门,缴了守城警察的,蜂涌到县衙前,要求县长释放胡恒熙、张笃骞,停止挖河。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面前,县长傅魁升被迫签字画押,答应:释放胡恒熙和张笃骞;停止挖河工程。罢河工斗争取得胜利,群众抬着胡恒熙、张笃骞游行庆祝,并到西门外广场上开大会。大会宣布: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如有警察到哪个村里抓人,即鸣鼓。各村都去救援;取消警报时,即敲锣。明天到板营马颊河工地游行。为防备敌人的。由胡恒熙宣布成立后援会,遇有情况,各村互相支援。

  18日晚,刘格平、邸玉栋、胡恒熙等召集有关人员在城北马刘家开会,根据河北省委的指示,决定借机发动武装暴动,组建农民自卫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特委交通员邸玉栋昼夜兼程,迅速通知津南各县县委组织武装,要求20日到庆云严家务集合,宣布成立农民自卫军。19日,马颊河工地人山人海,约三万人,会上散发了刘格平亲自撰写的《告庆云县人民书》,游行队伍到达皂王桥,在北桥头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组织起来,如果反动政府再卷土重来,就和他们斗争到底。下午两时左右,游行群众将斗争矛头指向民愤极大的板营镇公安分局局长孙长荣。因为他为逼迫百姓挖河,在板营周围村庄打了许多春耕的农民。愤怒的群众涌向板营镇,包围公安分局,抢夺警察,并把孙长荣痛打至昏。

  19日晚,刘格平、胡恒熙等又在庆云城北马刘村开会,部署20日在严家务成立农民自卫军的相关事宜。决定组织人员赶制旗帜袖章,把群众编为军队编制;进行统战工作,争取各保安队、民团保持中立;对立场顽固的警察队伍,发动群众缴械。与此同时,特委领导决定派吴建华到庆云协助刘格平指挥,将特委掌握的几十人的武装向庆云靠拢,准备接应。

  20日清晨,刘格平、胡恒熙等在去严家务会场的途中,已得知河北省政府已调集驻泊镇军骑兵二师两个连赶赴庆云,要农民暴动。但刘格平等临危不惧,决定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旗帜、袖章散发到群众手中,然后夜间集合,把队伍拉向庆云和无棣边界一带打游击。然而,正当刘格平等员和积极分子在严家务给各村群众骨干散发袖标,准备宣布农民自卫军成立时,保安队骑兵和步兵160余人对人群开枪。刘格平紧急组织党员向集市中疏散。大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混入赶集的群众中脱险,刘格平、胡林晓、杨德然负伤被捕,胡恒熙、胡泮河、张云峰、刘全录、刘之亨等5名领导干部和党员同时被捕。正在庆云西关印制传单的群众积极分子刘全政被庆云县公安局逮捕。

  21日,反动军警又在板营镇,将参加罢工的群众骨干张维德、王永春、郭德明、齐月仁、齐万仁、齐九如、刘凤亭等7人抓捕。特委由青县派来庆云工作的张文元亦同时被捕。至此,共有17名党员干部及群众骨干在斗争中被捕,马颊河暴动被残酷地。

  刘格平等被捕后,关押在庆云县监狱。为防备民众再次暴动劫狱,敌人加岗加哨,戒备森严,给刘格平等戴上大铁镣、“木狗子”(用较硬的木头锯成两半,剜上两条腿粗的洞,夹在腿上,两头钉上铁钉子,几乎不能行动)。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被捕有17名党员群众无一变节,拒不承认组织暴动。县党部呈报河北省党部要求就地枪毙刘格平、胡恒熙、胡林晓、刘全政等人,未获批准。之后,刘格平等被送往北平宪兵三团监狱。

  在宪兵三团监狱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格平、胡恒熙等均遭受了残酷刑罚折磨,但在刘格平鼓励下,大家守口如瓶,使敌人未得到有利的供词,加之庆云县当局未把袖章、布标等证据交往北平,证据不足。刘格平的父亲刘云镜又串连当地一些社会名流,写诉状给刚任北平军分会会长张学良,称刘格平所行绝非共党造反,纯属不满庆云县政府借挑河敲诈百姓,为民请命,抱打不平而被捕。从而激起张学良同情,派人到宪兵三团监狱,借口重新审理,强行将“犯人”要出。宪兵三团无奈,将他们转交北平军分会监狱。党组织及时派人与张学良联系营救。1935年5月,张学良部被调陕西“剿共”前,草率判。2022-05-27与美联储背道而驰欧洲央行发出推迟缩表的信号